百万首页 |新闻 |产品 |分类 |供求 |商家信息 |招聘 |相册 |资讯 |知道 |商家 |随便看看
普通会员

深圳市奥纳科技有限公公司

贴片电容、安规电容、可调电容、钽电容、贴片电感(高频绕线电感、高频薄膜电感、...

产品分类
  • 暂无分类
联系方式
  • 联系人:李先生
  • 电话:0755-85293010-8006
  • 手机:13632654895
站内搜索
 
相关信息
  • 暂无资讯
正文
个体家庭生存和发展承载体分析——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08-09  浏览次数:

  个体家庭及其成员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承载体。近代之前,宗族、邻里、村落、社区及特定的“会”与“社”是与个体家庭具有功能关系的主要承载体。

  在中国,近代之前绝大多数人以乡土村落为居、以农耕为业,同姓血缘亲属相互依存,结成了紧密的团体,即宗族,它是个体家庭最基本的承载体。然而,血缘关系成员人口数量有大有小,关系有近有远,多数聚落不是同一宗族成员所组成。比如,在北方地区,因人口迁移,多姓村居多。因而,这就需要超越宗族的承载体,即不同形式的邻里、村落组织,它往往需要官方力量推动其形成。由此,在传统时代,民众家庭的承载体实际有两类:一是血缘组织,一是非血缘组织。不过,在乡土社会,非血缘组织会受到血缘组织的影响。笔者的基本认识是,传统时代血缘宗族组织是个体家庭的基本承载体,邻里和村庄则是辅助或次要承载体。下面对两者所发挥的承载体功能做具体分析。

  宗族是同姓血缘亲属组织,由来自同一先祖的后代所组成[3]。在非血缘的社会组织不够发达时,若个体家庭遇到生存困难,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宗族成员及其组织给予帮助。对宗族在个体家庭生存中的作用,东汉班固有形象表达:“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记》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侍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也。”[4]来自同一祖先者因尊祖而知为具有同源关系之人,进而心生亲爱意识;已经分爨、分家的族人生活单位聚集成村落,在生养、死葬等活动中相互协助。宗族通过家规等制度惩罚恶行,倡导善举,宗族内各个家庭“吉相庆,凶相吊,患难相恤,出入相友”[5],承载体的作用体现出来。

  宗族承载体的形成既有血缘成员聚居这一自然因素,还需有组织形态和物质基础,如此才能发挥承载体的作用。宋元以来,祠堂及其祠产设立受到宗族重视。经过多代人较长时期的贡献,一些宗族组织积累了一定数量田产等资源,进而可对族人予以实质性帮扶。正如清人张永铨所言: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子姓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原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1]。

  (1)对困难家庭和特别困难群体予以救助。在近代之前,因面向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故个体家庭在灾荒年份生存出现危机或单个家庭成员遭遇疾病等困难时,宗族内其他家庭及组织的帮助有助于其摆脱困境。明朝人王士晋在《宗规》提出“亲族当睦”,其中有“四务”: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竞[2]。这“四务”中,前三项均为对弱者、困者的支持。清代广东开平县的宗族组织规定:若遇大荒,则计丁发给口粮,此恤贫也[3]。

  一些宗族将特殊困难群体,如守节者、孤寡者、残疾有病之人作为重点照顾对象。按照明朝万历年间江苏丹阳韦氏续谱凡例:凡守节者,或有不能自存者,通族务宜赒恤保护之[4]。清朝光绪安徽绩溪县南关许余氏要求族人:凡家贫孤儿寡妇与疲癃残疾,及年壮遇灾遇病、素行归真、衣食无赖而无服亲者,祠董拨祀租以赈之。如祀租无余,于合族上户及其近房派送月米。在节妇则尤当加礼,其寡妇与疲癃残疾俱赈之终身[5]。宗族组织拥有公产及其收益才有可能救助弱者及其家庭。当然,在生活资料整体短缺时代,宗族内家庭之间的互助能力也是有限的。若本宗族多数家庭赡养其成员尚感不足,就无能力救助其他困难者,甚至有冷漠相待者。因而不应对宗族及其组织的助困行为估价过高,在宗族组织缺少土地等可支配资源的北方地区尤为如此。

  (2)婚丧协助。婚嫁资助。婚姻、生育事关个体家庭延续、人口再生产问题,最为人们所重视。经济困窘之家常无力为子弟操办婚事,故有宗族组织要求族人相助。明代浦江郑氏规定:族人“不能婚嫁者,助之”[6]。清朝道光年间,苏州济阳丁氏制定义庄规条:族中无力婚嫁者,由本房长报庄娶妻日期,贴钱七千[7]。应该承认,这些都是有义庄等公产的宗族才能做到。

  丧葬扶持。近代之前,家人丧葬过程与繁缛的礼仪相伴,花费不菲,无财力常感力不从心。清代广东开平县一些宗族规定:同族家贫无力丧葬,必助以棺金[8]。或有其他助葬规定。康熙离石于氏族规要求族人:族中有婚丧大事,照常行礼,不分亲疏。如人不到而礼仪到者,免议。若人与仪俱不到者议罚,贫而无告者不在此格[9]。这里的“礼仪”实际是份子钱,它也具有助族人办丧事的作用。

  (3)教育、科考扶持。应该说,近代之前宗族对个体家庭成员的教育、科考协助无疑是承载体的一种扩展功能,它并不像生存问题那样急迫。但在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宗族看来,培养子弟走科举之路也是提高宗族影响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一些家庭有聪慧好学子弟,但经济条件差,宗族组织提供帮助则可减轻家庭压力,使这些子弟有成才机会。在南方地区,宗族祭田收益除用来祭祀祖先之外,助学、助考成为主要去向之一。广东新安县:邑中旧族,祠有祭田,有赡学以给子孙之为诸生者,有卷资以给童试者,有路费以赠公车者[1]。番禺县:宗族置祭田、书田,岁祀外,余给支嗣,膏火、应试卷金[2]。增城祠田收益除用于祭祀外,首先用于教育,所谓“岁收其息,以供春秋之事,有余则给其子孙之向学,而贫者能应试具资斧焉”[3]。

  (4)维护族人财产生命安全。在动乱年月,地方秩序被破坏,民众财产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以宗族为单位形成互保单位,抵御抢劫和杀戮,使族内家庭成员得以生存下来。有记载说,东汉末年战乱频发,宗族内家庭结成团体,成为自保的主要手段。如许褚曾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4]。至明清时期,宗族自保组织更为发达。清代福建诏安县:四都之民,筑土为堡。雉堞四门如城制,聚族于斯,其中器械俱备[5]。

  由上可见,在观念和规则上,宗族是一个很强的利益共同体,一些有族产的宗族制定有救助族人的规范;在战乱岁月,宗族成员组成防御体系,其对个体家庭的生存帮助甚至要大于食物救助。宗族组织或有威望之人不断向族人灌输互助意识,尽管多数宗族无力向族人提供普遍和规范的福利,但其引导意义和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在个体家庭生存、发展的关键阶段能起到帮助作用。

  邻里是相对于个体家庭的居住位置而言,相邻者既有本族之家,也有非本族之人。即使是同宗族者,作为邻里的宗人在互助方面的功能也表现得更为直接。就现有文献来看,先秦时期大宗法制度之下,一般平民的宗族组织形态尚不健全。对个体家庭而言,邻里的互助作用更受重视。孟子对邻里这个承载体所应发挥的功能有很高的期许:民众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6]。直至东汉时,班固仍将井田制视为理想的生产、生活互助组织,并希望官方加以利用: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7]。井田制虽具有理想色彩,但其对邻里承载体在个体家庭生存中的扶持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井一为邻”中“为邻”就是最好的说明。一井八家互为邻居,具有多种相互支持功能。

  邻里本是居住相近家庭所形成的、具有地缘特征的交往群体,往往不具有组织形式。但一些思想者认为邻里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试图将各个松散的家庭单位建设成相互制约的团体。按照《周礼·司徒》记载,远郊之内为六乡,六乡之民,“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8]。这实际是汉代思想家的一种理想,冠以“周礼”之名,表明人们意识到个体家庭需要有一个互助的承载体为依托。

  从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制度看,官方的确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不过其对邻里组织建设的重视更多地出于治安考虑,即重在约束民众行为,在村落形成相互监督、制约环境。这种组织虽然可称之为一种承载体,即管理载体,但对家庭的生存载体作用有限。当然其客观上也有为个体家庭提供安全保卫的职能。如汉代的什伍制,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1]。唐代的邻保制: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2]。宋代的保伍制,“令诸乡各严保伍之籍”:有盗贼则五家鸣锣挝鼓,互相应援;或遇差役起夫、水旱赈济,皆可按籍而知,诚非小补[3]。一直到明清的牌甲制: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4]。

  那么六开彩开奖结果2018年80期,当时有无“实体”型的邻里互助组织?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建立“乡约”组织,倡导互助行为。黄佐所订“乡约”规条中有“患难相恤”七种,即在邻里遭遇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遗无依、诬枉、生活贫乏等困难时,及时救助[5]。一些宗族组织在强调族人互助的同时,也倡导乡邻互济之行。浙江余姚周行景氏族规:邻里居处,同姓固当雍睦,即异姓亦须融洽,然后守望相助,缓急可资,庶几助人人助,毋同秦越,以致弃人人弃[6]。

  总体而言,相对于宗族,邻里给予家庭的规范性帮助要弱一些。但它也有及时的一面,“远亲不如近邻”就是人们的一种切身体会。这在宗族力量相对较弱的移民地区,作用更为突出。而在民众世居之地,宗族和邻里对个体家庭的帮助作用常常是相辅相成的。

  (1)专项助民形式——社仓。正如前言,食物短缺是近代之前民众生存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灾荒发生之际,个体家庭若能获得及时救助,则可度过危机,安居乡土。翻阅史籍可知,在广大乡村建立社仓兴起于隋唐时期,它具有官督民办的性质。隋开皇五年,政府下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其收储方法是“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7]。唐代,太宗时社仓的功能与隋朝相同,对民众的救济方式是,“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8]。元朝则设有义仓,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9]。明朝嘉靖年间的社仓规则为:“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还仓”[10]。二三十户为一社,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小的村落,或者大村的一个宗族。社仓也具有救助当社家庭的承载体功能。但其实施在各个朝代难以始终如一,常因管理不善而废弃。

  (2)民间互助组织——“会”与“社”。从民间角度看,邻里之间虽有互助功能,但它并非义务,属于自愿性质,作用有限。为弥补其不足,具有专项功能的“会”与“社”便产生了。它旨在弥补邻里、宗族、村落、社区对个体家庭所遇具体困难无力解决的不足。

  婚姻协助之会。清朝嘉庆年间,河南河内县:乡居农民遇有婚丧等事则鸠集钱会,动辄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赖其集腋以济燃眉[11]。清末山东东阿有“登科社”:贫寒之家,每因经济困难不能为子婚娶,故于其子幼稚时,即约集同志数十家,结成一家。嗣后无论谁家之子结婚,众社友咸为辏钱若干,以济其婚娶之费用。俗谓娶妻为“小登科”,故名此社为“登科社”[1]。

  丧葬互助之会。在民间社会,为去世尊亲操办丧事,不能草率,但这对财力不足的中下等民众来说则是一种不小的负担,个体家庭之力难以应对,因此建立互助组织。河南荥阳:家有戴白老亲,则十人为会,每月敛钱若干数,因母得子,一家有事,以举钱赒之,九家且效奔走焉[2]。天津一带:民间小户,每有因父母年老,预立一社,以便父母亡故时互相扶助,名为荣寿社[3]。四川金堂县则有“孝义会”,亲友醵金以助,分年增息偿还,“俱极便于贫民”[4]。湖南巴陵县也有此会:贫户治丧多有会。其法,先约家有老亲者十人,定醵钱若干,遇丧则开之,故变起仓促,亦稍克成礼[5]。个体家庭以这种自组织形式解决单个家户不能承办之事。

  就总体而言,宗族及其组织是近代之前个体家庭依赖的最大承载体,无论是家庭及其成员基本生存问题,还是成员发展问题,其所能求助的主要是宗族;其次是邻里,在突发性事件中,邻里可以提供及时帮助;村落重在按照官方要求管理民众,在抵御安全风险中具有作用。可以说,近代之前的家庭承载体具有以血缘(宗族)、地缘(邻里、村落等)为主和以民间为主的特征,家庭从中可获得不同形式的生存帮助。由于在当时社会,抚幼、养老这些扩展功能主要在家庭内由父母、子女承担,子弟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普遍,因而对扩展功能的需求也不强烈;所以,近代之前个体家庭最希望从不同形式的承载体获得生存帮助。

  总体上看,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时代,中国人口发展虽经历了颇多曲折,却能不断增长,与这种承载体及其功能发挥有直接关系。当然,若遭遇大的灾荒和战乱冲击,个体家庭所依托的承载力也会瓦解,从而以个体家庭形式或与宗族、邻里其他家庭相携踏上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