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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家庭生存和发展承载体分析——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08-09  浏览次数:

  个体家庭及其成员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承载体。近代之前,宗族、邻里、村落、社区及特定的“会”与“社”是与个体家庭具有功能关系的主要承载体。

  相对于近代之前的传统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承载体的最大变化是,血缘宗族为主的承载体让位于政府直接推动所建立的对家庭及其成员具有高度约束力的公共组织——在农村为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在城市为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及其所建立的职工家属居住、生活组织。这些公共组织不同于传统时代松散的邻里、村落组织,具有影响家庭及其成员生存质量的作用,在农村尤为如此。

  在近代之前,我国农村民众的耕作等经济活动一直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劳动力或土地资源不足的家庭常感生存困难。直至1950年前后,土地改革实行之下,乡土社会农民家庭的承载体才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为使大量无地、少地农民获得耕地、住房等基本生存条件,《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还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这里的祠堂土地即由宗族组织所支配的土地。由此,宗族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而在政治上它又是新政权约束和控制的对象。

  在政府看来,农民家庭的个体经营模式将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故土改后不久即开始引导其走合作经营之路。鼓励农民家庭互助合作,包括实行临时性互助、建立常年互助组、组成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合作社等三种层次不同的做法[1]。

  1956年高级社和1958年人民公社组织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个体农民家庭的传统承载体形式。根据集体经济制度规则,土改后分给农民家庭使用的土地和大型农具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人民公社逐渐发展为三级所有(生产队、大队和公社)模式。其中大队以行政村为单位,下辖若干个生产队;生产队由居住相近的三四十个家庭户组成,直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活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以往耕种自有土地或租佃他人土地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被改变。集体组织——生产队有责任为家庭劳动力提供劳动机会,家庭劳动力借此获得报酬。

  在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为其所辖家庭户成员提供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等生活用品。其分配方式各地不一,有的采用“人七劳三”、有的为“人八劳二”,即采用劳动力和家庭户人口数两者兼顾的方法分配粮食,向家庭人口而非家庭劳动力倾斜。

  每个时代都有困难群体需要家庭外力量的救助。在集体经济时代,直接由政府机构给予农村困难家庭的救助很有限。但从政策上看,集体经济时期政府要求集体组织为有困难的社员提供不低于本地平均水平的生存保障。

  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2]。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生产队对于老、弱、孤、寡、残疾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对于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应根据其劳动能力,适当安排工作,让他们能够增加收入。这些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3]。可见,在制度上生产队已成为对所辖家庭户弱势成员提供福利的单位。

  粮食分配中的保障要求更为具体。《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4]。从生活资料分配制度上确保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成员具有生存能力。

  从人民公社时期所留下的档案可以看到,集体经济时代,政府所推行的生存资料照顾政策,通过生产队这一组织得到具体而有成效的落实。特别是烈军属、五保户、职工家属、困难户等四类人获得了照顾[5]。应该说生产队的这一承载体功能是近代之前各个时期宗族、邻里和村庄所不及的。

  农村集体经济时代,教育和医疗福利的落实主要在大队和公社一级,其中大队(村)是基础。一般以大队为单位建有小学、初中,社员适龄子弟均可入学,学费很低。大队还设有医务室,社员享受公费医疗,常见病基本不出村。但到县城以上的医院住院治疗则需自己付费。所以一旦患上不治之症(如癌症等),多数农民就不再进一步治疗了。

  当然,在集体经济时代,村民并不一定能从集体组织中获得所有帮助。在一些地区,显性的宗族组织不存在了,但隐性的宗亲成员之间的互助仍不可缺少,同宗,特别是五服内成员交往最密切,婚姻、丧葬等仪式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仍为这些近亲成员。当然邻里之间也存在互助行为。不过,这两者的功能都不能与集体经济组织相提并论,后者是个体家庭及其成员生存所需经济、社会等重要资源的掌握者。

  总之,与传统时代相比,集体经济时代个体家庭的承载体类型实际被简化了,或者说一个显性和功能较强大的承载体——合作社和生产队组织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邻里、宗族、会社和部分村落组织的功能。一个合作社、生产队一般包括三四十户村民家庭,它为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将所生产之物分给本队的家庭户,并且是以户为分配单位。家庭户中比较困难者,特别是五保户、烈军属等,还可获得粮食或货币补助。其他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户也多为被救济的对象,当然,补助数额是有限的。若将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家庭承载体进行比较,集体经济组织是对家庭户提供帮助最多的承载体。虽然水平不高,却满足了家庭的最低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确定城市居民家庭管理所依托的基层组织为居民委员会,并于1954年开始在全国城市普遍建立这一组织。按规定,一个居委会所包含的居民户一般为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委员会下设居民小组;居民小组一般由十五户至四十户居民组成。居民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办理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向当地政府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组织治安保卫工作,调解居民纠纷[1]。可见,居委会是居民家庭管理和服务的承载体。但能直接对城市居民家庭发挥承载体功能的实际是单位宿舍区(或称家属区)及所形成的组织。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多数家庭的住房由主要成员的工作单位提供,故形成了自成一体、界限明确的单位制职工家属生活区。它与乡土村落有相似之处,尽管同一家属区内绝大多数家庭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邻里之间却有一定的“守望相助”功能。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家庭所需社会服务都依靠单位,由此催生了单位办社会(服务)的模式。机关、学校和较大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家属区,家属区又有托儿所、学校(小学、中学等)、医务室、商店等设施。在一些大型国营企业,从50年代初到90年代,一家数代人在一个家属区生活,在一个熟人环境中生息繁衍,使个体家庭获得了基本生存依托。

  当然,单位宿舍区与本地居民委员会又有多重联系。《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企业职工集中居住的职工住宅区和较大的集体宿舍,应当在市辖区、不设区市的人民委员会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设立居民委员会,或者由工会组织的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民委员会的工作[2]。

  应该说,这一时期,民众家庭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城市单位制下获得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虽然这些条件及相关服务整体上看是低水平的,生活资料短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也应承认,这一体制下个体家庭及其成员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低限满足。中国当代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出现在这一时期,至少也能说明城乡多数个体家庭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具备的。498888开马